北京國際汽車展覽會人頭攢動，再看大街上車流如織，人們強烈地感覺到中國的汽車社會正在到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認識到，能源、環境正成為中國汽車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瓶頸。
從石油消費結構看，２０００年中國機動車燃油消耗量約占石油消費總量的１／３左右，預計２０１０年將達到４３％，２０２０年達到５７％。在石油消費總量增長中，機動車燃油消費所占比重很快就會上升到第一位。城市大氣污染中，機動車排放所占份額逐年上升，城市污染即將由煤煙型污染向汽車尾氣型污染轉變。
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處在大眾汽車消費的起點，卻表現出奢侈性消費的跡象，這是汽車消費導向政策不到位和技術落后雙重作用的結果。據２００３年的調查顯示，在中國大城市，轎車的排氣量、車身尺寸、汽車重量的平均水平，不僅比上世紀５０年代歐洲、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大眾汽車消費起步時高了許多，甚至比今天歐洲一些大城市的平均水平還要高。
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的汽車社會正在走來。但是，面對這樣一個好的形勢，我們不僅未就汽車對經濟、社會直至文化產生的影響做好準備，而且對近期矛盾已經不斷突顯的能源、環境、基礎設施、城市結構的研究也很不到位。我們應該汲取國際經驗，對未來１０年、２０年汽車大量進入社會所面臨的形勢有全面的思考，并做好政策準備，使汽車這一現代交通工具成為推進社會進步的工具。
汽車生產和消費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完全依靠廠商和消費者的自發行為，不能保障汽車生產和消費的可持續性，不能保障可以形成一個促進社會進步的汽車社會。因此，政府運用法規等法律手段、強制性標準等技術手段、財政稅收等經濟手段，加以調控和引導是十分必要的。但政府對汽車產業的干預，應當是政策層面的干預，重點是對涉及公共利益和資源環境的那些外部性、可持續性因素的干預。
實現汽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要研究市場，另一方面必須研究與汽車相關的政策。如果說市場是發展的空間，那么政策就是可持續發展的邊界。
實際上，居民有什么消費傾向，廠商不僅會敏銳地捕捉到相關信息，而且還會以最快的速度做出相應的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說，居民消費傾向是“牛鼻子”，政府以政策工具牽住了這個“牛鼻子”，政府的政策目標就可能實現。
當前，迫切需要的是制定具有中長期指導意義的汽車能源戰略和環境可持續政策框架。包括汽車能源環境政策目標、技術路線選擇、配套條件、經濟激勵政策等，引導居民消費和能源部門、汽車廠商的研發和投資，切實改變消費者和廠商無所適從的狀態。汽車能源戰略和政策框架出臺越晚，全社會支付的成本越高。
如果說“十五”時期中國汽車產業的主旋律是生產能力和市場規模擴張的話，那么“十一五”的主題將轉向影響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的能源、環境、安全等諸多外部性因素。相應地，政府政策的重心也應由生產側管理轉向消費側的激勵與抑制，由引導投資與規模的增長轉向促進汽車產業與資源環境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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